近世東亞佛教叢刊


為生命留下歷史,為社會留下慈悲,
為自己留下信仰,為人間留下貢獻。

                                  ──星雲
總序

就華夏學圈的知識生產而言,對佛教展開具有現代意義的學術性探究,漢地的起步比起東鄰的日本來說,其實並不算太晚。以一九二○年代創立於南京的支那內學院來說,諸如學術年刊的發行,利用漢藏文獻而講論唯識與因明,乃至透過梵巴藏漢的文本對勘而校訂漢譯佛典,這類學術性工作不論在研究方法或是具體成果上,都堪與當時日本佛教學的相關研究比肩齊步。至於稍後成立於重慶的漢藏教理院,其中的法尊法師,以一人之力而譯出但存藏譯的《七十空性論》與《入中論》,以及宗喀巴大師的《入中論善顯密意疏》與《菩提道次第廣論》,這些日後得以深化印順法師有關中觀思想研究的基礎性工作,可以說更是當年日本佛教學界難以望其項背的。
 
然而,時至今日,華夏地區有志於佛教學研究而欲更上層樓的學子們,往往還是絡繹於東瀛三島,競奔於歐美各地。造成這種「外地求法」的原因,固然相當複雜。但是毋庸諱言的,五四以降,華夏地區體制內的高校始終缺乏相應的學術建置,終而使研究者流離失所而學習者無枝可依,當為其中最為根本的原因。反觀日本,其佛教學研究得以取得高度發展與傲人成就,完備而妥善的學術建置可以說是其中的關鍵所在。不僅公私立大學普遍設有佛教學研究的相關科系,不論是學術期刊的發行,乃至研究學會的定期運作,其間的種種建置都可以使得研究者與學習者兩相從容,優游涵泳而有所造詣。
 
除此而外,學界與坊間出版單位的密切合作,也是促動日本佛教學研究得以蓬勃發展的重要原因。諸如相隔四十年,佼成出版社新舊兩版《アジア仏教史》的刊行,乃至三十年之間,春秋社先後十卷本《講座大乗仏教》與《シリ|ズ大乗仏教》的發佈,這類大型叢書的編纂與集出,不僅具體呈現了每個世代不同的學術高度,並且更可以見出前後世代之間的知識增長。
 
有鑑於此,經過有心人士多年的努力奔走,二○○六年佛光大學正式成立了佛教學院,而將過去僅止於寺院、私人興辦、不具學位的叢林式佛教教育納入了體制內的高校環節之中。十年有成,目前的佛教學院除學士班本科生外,碩士班與博士班也相繼成立,並稍稍改善了昔日研究者流離失所,學習者無枝可依的窘態。除此而外,二○一三年在楊朝祥校長的倡議以及佛光大學創辦人 星雲大師的全力支持之下,佛光大學又設立了校級位階的佛教研究中心,希望藉此結合海內外的研究能量,進而推動以漢傳佛教為中心的前沿性研究。
佛教研究中心成立以來,區區五年之間,由於校方與佛光山教團的大力護持,不論是多項跨領域大型研究計劃的展開,或是各種小型工作坊的舉辦,這些學術活動持續吸引了此間相關研究者的積極參與,從而也促成了學者間的群聚效應。並且,透過經常性地主辦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定期的學報發行,本校佛教研究中心的各種學術活動目前也逐漸牽動了國際學界的注目。今值「近世東亞佛教文獻與研究叢刊」交由佛光文化出版社發行在即,又得 星雲大師親筆題贈叢刊墨寶以表勉勵,且聊綴數語以誌本校佛教研究中心百尺竿頭的此一新步。
 
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萬金川



緣起

十六、七世紀以中華帝國為中心的東亞政治秩序正處於激烈變化的前夕。滿清入主中原不僅決定了中國近代史走向,也給十九世紀末以降日本侵華的野心提供效法的歷史前例。此世界的變化大勢事實上還要推前到十六世紀。一五四九年耶穌會士沙勿略在地理大發現浪潮下來到日本傳教,一五五二年嘗試轉進中國。一五八二年利瑪竇接著抵達澳門。從此基督教和西學絡繹傳入,一個帶有初期東亞現代性特色的嶄新時代悄悄地拉開序幕。
 
如何解讀近代東亞思想的現代性根源,從上世紀戰後,日本學界以丸山真男、溝口雄三、島田虔次為主的學者即各自提出解釋。他們從德川儒學或宋明儒學(朱子學、陽明學)內部理路來解釋中、日現代化不同路徑的原因。此進路下的思想史研究引發近年來台灣與中國學界的討論與深化。這是值得肯定的。不足的是,在東亞社會比儒學思想更為複雜、滲透度更深的東亞佛教,在歷史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並沒有得到該有的重視。
 
二○一六年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敦請林鎮國教授,在黃繹勳、廖肇亨兩位副總召集人的共同協力下,主持「近世東亞佛教的文獻和研究」大型研究計劃,並邀來日本明清佛教史專家野口善敬先生的參與。此項計劃的主要構想在於藉由新文獻材料的蒐集研究,以及新方法、新議題的提出,重新構畫十六至十八世紀東亞佛教的圖像,也試圖呈現東亞佛教在航海時代所開啟的初期全球化中所面對的多元宗教情境及其回應。其中,珍稀文獻的蒐集與整理是計劃執行初期最為核心的部分。
 
眾所皆知,敦煌文獻的發現,對中國早期禪宗史的研究造成劃時代的影響。來臺後的胡適仍舊非常關注新出佛教文獻的情況。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寫給入矢義高的一封信中,提及因戰亂私藏《大日本續藏經》丟失的緣故,請託對方在日本國內代尋購買。後來兩人通信數度討論此事,胡適甚至兩次提高購書預算,稱言:「此事千萬請先生促成。」由前田慧雲、中野達慧主持的《大日本續藏經》,乃至後來中野達慧編輯的《日本大藏經》、佛教刊行會的《大日本佛教全書》等,對於近世東亞佛教的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大型叢書。韓國方面則有東國大學出版的《韓國佛教全書》。台灣早先有明復法師、藍吉富等先進致力於藏外文獻的整理與出版,晚近尚有釋惠敏主持的「台灣善本古籍數位化之研究與建構:以國家圖書館善本佛典為主」計劃,針對國家圖書館所藏罕見佛典進行數位處理。中國方面最值得一提的乃是二○一六年出版,題名為「徑山藏」的大型叢書,號稱在已知《嘉興藏》「正藏」、「續藏」、「又續藏」外,「拾遺」部分新收典籍達三百餘種。儘管如此,這些仍未可見近世東亞佛教文獻的全豹。尚有眾多珍稀的典籍散藏在東亞各地圖書館與寺院中,未經系統性的整理。著名史學家陳垣在撰作《清初僧諍記》時所徵引,於今已難能一見的珍貴文獻,即是一例。
 
此套「近世東亞佛教文獻與研究叢刊」,作為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計劃成果展現的一部分,將從所蒐集到的珍稀文獻中挑選一系列重要的典籍,整理出版。除此之外,未來亦將規劃譯介近世東亞佛教研究領域中重要的外文專著,以及集結參與計劃學者的研究成果。希望能藉此引領學界更多人投身到近世東亞這塊豐富多元且迷人的研究新墾地中。